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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組部原秘書長何載: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基礎

2019年10月06日 00:18 來源:新京報 參與互動 

  專訪中組部原秘書長何載

  “實事求是”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基礎

  何載原名容恭,1919年11月生于甘肅成縣,今年整100歲了。在革命年代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載,意思是愿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力拉車、負重前行。1936年他參加革命,1938年2月入黨,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,1950年先后任中央政秘室秘書、中辦秘書室副主任、主任,兼中南海總支書記。1958年至1979年,他被下放到農村,參加勞動21年。

何載個人照。受訪者供圖
何載個人照。受訪者供圖

  1976年,“四人幫”被粉碎后,百廢待興,人民期盼著撥亂反正。次年,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,主持冤假錯案平反。隨后,何載被調往中組部,任秘書長兼干部審查局局長,具體負責平反冤假錯案。1995年退休后,年過七旬的何載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貧事業上。

  去年12月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授予何載“改革先鋒”稱號。他被評價為落實干部政策、平反冤假錯案的執行者,為廣大干部投身改革開放熱潮創造了條件、作出了歷史性貢獻。

  何載說,“我只是做了一名共產黨員應該做的本職工作。總的來說,我是幸運的,只是我蒙受黨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貢獻得少。”

  談冤假錯案平反

  “至關重要時刻,鄧小平適時提出‘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’”

  新京報:當時平反冤假錯案,具體有哪些阻礙?

  何載:1976年,粉碎“四人幫”以后,百廢待興。人民期盼著撥亂反正,正本清源,平反冤假錯案。

  “撥亂反正”這四個字,包含著多少沉重的內容啊!真是征途險惡困難重重。當時,“兩個凡是”是最大的攔路虎,到底有多少冤案,誰也說不清楚,胡耀邦剛到中組部就說,“積案如山,步履維艱。”

  另外,平反冤假錯案還受到官僚主義和派性的嚴重干擾。有的領導干部不催不辦,催而不辦;既不從命,又不受命。有的黨委組織和政府部門給屬于本派的人“好說、好辦”,不是本派的人“頂著不辦”。

  新京報:突破口是如何打開的?

  何載:在至關重要的時刻,鄧小平同志挺身而出,適時提出了“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”,對毛澤東說的話要正確對待,不能把這一時期說的放到那一時期。這打破了“兩個凡是”的禁區,為撥亂反正奠定了大方向,斷掉了“攔路虎”。鄧小平還提出了“宜粗不宜細、宜寬不宜嚴、宜快不宜慢”等幾個原則。

 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,胡耀邦提出要全黨辦案,還提出了“兩個不管”:“經過實際調查核實,分析研究,對不實之詞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,不管什么時候、什么情況下搞的;不管哪級組織,什么人定的、批的,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。”這把人們頭上的緊箍咒打破了,為平反冤假錯案打開了道路。

  談“實事求是”

  “對個人來說是道德問題,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切工作的基礎”

  新京報:這項工作很龐大也很復雜,辦理起來壓力是否很大?

  何載:平反冤假錯案,影響面大、牽涉人多、案情繁雜,我們很著急、壓力也很大。我自己蒙冤了21年,我特別能理解這些申訴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,我與他們感同身受。那段時間,面對雪片似的信件,我們夜以繼日處理,每天吃住基本都在辦公室,沒下過樓。

  新京報:在落實干部政策時,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。你如何看這個問題?

  何載:實事求是,對個人來說是道德問題,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切工作的基礎。我們黨群眾路線的根基里面就蘊含著實事求是的精神,沒有實事求是就談不上具備調查研究的方法,更談不上給群眾辦實事。干任何工作能不能成功,關鍵是能不能實事求是。

  平反冤假錯案這項工作非常復雜,影響面大。必須堅持把實事求是貫徹到工作全過程,具體問題具體分析,全面地歷史地看待干部,以事實為依據,以黨的原則為準繩,做到是非清楚、功過分明,使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錯綜復雜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處理,真正經得起歷史的檢驗。

  新京報:談談“平反冤假錯案”的歷史意義。

  何載:這是我們全黨參與的一項偉大工程,總設計師是鄧小平同志,貫徹執行的是胡耀邦同志。這么多冤假錯案平反,說明只有我們黨才有這個膽識、勇氣、魄力和能力,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。更重要的是,為大批干部伸張正義,解放了干部,為中國改革開放掃清了障礙。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,投身改革開放浪潮,有的擔任了省委書記、省長,大膽作為,對改革開放起了推動作用,維護了中國社會持續發展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撥亂反正,平反冤假錯案是一種歷史性貢獻。

  談參與扶貧

  “扶貧過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過程,提高他們對改革開放的認識”

  新京報:退休后你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貧工作中去,是什么緣由?

  何載: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,從小與農民有著深厚感情。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,但是上世紀90年代初,我國農村還有2.5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,國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貧外,還動員社會力量參與。

  我覺得老同志也要行動起來做些事情。在一些老同志建議下,我們組織成立了中國扶貧基金會,李先念任名譽會長,項南任會長,林乎加任顧問,我后來任常務副會長。

  新京報:基金會是如何開展工作的?

  何載:當時扶貧和現在很不一樣。最開始基金會籌到錢后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,當地人沒有脫貧的志向。在甘肅定西,常年干旱,吃不上水,我們動員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。但村民說“我爺爺、父親都住在這里,我不搬,寧肯窮也不搬。”所以,我們提出口號“扶貧先扶志”,把志向端正。

  隨著扶貧工作深入,沂蒙山區人民提出了強烈要求:“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干部”。在這種觀點啟發下,我和項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進地區和滯后地區間組織實行干部交流。經請示、呼吁、奔波、商談,決定先從蘇南和陜南32個縣開始,每縣派出2人。為了揚長補短,規定江蘇干部去陜南任正職書記,陜南干部去江蘇任副職。

  新京報:也就是說,扶貧過程也是解放思想的過程?

  何載:對。扶貧工作我們抓住“牛鼻子”,就是解放干部思想,提高對改革開放的認識。陜南的干部到蘇南后,在實踐中學習沿海城市先進經驗,解放思想。蘇南的干部到了陜南,帶新思維、新做法,對當地干部是一種震撼。但一個很大缺點是不懂得“等價交換”。后來總結經驗,我們推動上海與云南、天津與甘肅、福建與貴州等省市干部交流,互相引進項目,培養干部,互相促進、取長補短地發展經濟,這也為后來對口支援新疆、西藏提供了參考。

  新京報:舉辦扶貧培訓班留下了哪些經驗?

  何載:干部交流激發了勞動模范積極性,江蘇吳仁寶、秦振華率先提出“先富幫后富”、“一個地方富了不算富,全民富了才算富”的思想,愿意幫助貧困地區培訓干部和人才。

  基金會抓住機會,鼓勵吳仁寶、秦振華、魯冠球等勞模,為貧困地區舉辦培訓班。勞模辦培訓班意義特殊、效果顯著,培訓針對性強,教學內容切合實際,也加強了勞模對貧困地區的了解和友情。此外,這些勞模還到窮困地區辦企業,帶去新項目和先進做法,極大刺激了當地經濟發展。

  新京報:你認為當時扶貧工作有哪些特點?

  何載:長期實踐中,我總結出扶貧工作有三個特點:一是長期性、系統性,這項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;二是有時代性,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任務,九十年代初期是轉變觀念,現在我們提倡精準扶貧;三是有社會性,扶貧需要社會力量大力支持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,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。我相信,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下,這個目標一定能夠實現。

  新京報:回顧過往,你會用哪些話總結?

  何載:我這一生,飽嘗過勝利的喜悅,也領略過酸甜苦辣。走過的路像一條長河,時而風平浪靜,一馬平川;時而深山峽谷,驚濤駭浪。但總的來說,我是幸運的,只是我蒙受黨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貢獻得少。

  新京報記者 何強

【編輯:郭澤華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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